德国讨论在跨文化日耳曼学中的意义 ——以《德国论争1945~2005》中的四篇

原标题:德国讨论在跨文化日耳曼学中的意义 ——以《德国论争1945~2005》中的四篇

摘 要:德语文学作品作为日耳曼民族集体记忆的记录和德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为跨文化日耳曼学进行德国讨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德国讨论是跨文化日耳曼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通过对埃贝哈德·拉特格布(Eberhard Rathgeb)《德国论争1945~2005》(Deutschland kontrovers-Debatten 1945 bis 2005 )中的四篇文章进行德国讨论,证明了进行德国讨论有助于探寻日耳曼民族集体认同。

文学作品可以视为某一时期集体记忆的记录和集体认同的反映。在跨文化日耳曼学中,对德语文学作品的阐释不仅局限在文本之内。由于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作者的创作动机及过程包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对这些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就成为了全面理解作品的必要准备,并有助于探寻作品的文化内涵。本文将首先阐释跨文化日耳曼学学科的产生、定义、目标及研究任务,介绍其专业设置和教研重点,进而引入文化专题和德国讨论两个核心概念。第二部分以取自埃贝哈德·拉特格布的《德国论争1945~2005》中的四篇文章为例进行德国讨论。借助跨文化日耳曼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本文将分析其写就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探讨其文化涵义,以此为例,证明德国讨论在探寻日耳曼民族集体认同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全球化在人类社会各个层面的不断扩张和逐步深入,仅具备外语语言能力的人才已难以应对国际间交流的挑战。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越来越成为培养外语人才的核心任务。日耳曼学本身是从德语母语者的视角对德语语言文学进行解读。随着世界上其他国家德语学习者和研究者的不断增加,原本单一的视角逐渐多元化,即德语语言文学不再仅作为德语母语者的本我文化的一部分被阐释,还作为非德语母语者的他我文化的一部分被阐释。外国学习者和研究者在阐释德语文学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本我文化中思维方式、背景知识等的影响,“面临‘时间间距’与‘文化空间间距’的认知特殊性”,[1]因而会运用不同于德语母语者的阐释方式,并得出不同的阐释结果。在这种客观需求下,跨文化日耳曼学应运而生。

1986年,联邦德国拜罗伊特大学的阿洛伊斯·维尔拉赫(Alois Wierlacher)建立了跨文化日耳曼学。作为一门学科,它指的是针对德语国家的跨文化研究,其理论涉及到文化人类学中的跨文化对比。[2]这门学科的目标是,使人们依赖现有的文化知识和外语能力,通过学习德国及其他德语国家的文学、文化、历史和国情学等,发展其跨文化技能。[2]跨文化日耳曼学阐释不同文化视角下相互理解和相互交流的原理和方法,跨文化性是其根本属性。[2]阿洛伊斯·维尔拉赫将跨文化日耳曼学划分为五个专业组成部分:“文学与文学研究、语言与语言研究、德国概况、文化异同研究和文化比较”。[3]这五个领域是对德国文化进行不同角度、不同方式的观察,以此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通过这五个部分的学习,学生对德国文化的观察和思考才能更为系统和全面,进而达成本学科的教学目标,即学生从本国文化的视角,在跨文化交际的行为框架中,研究和阐释德语国家的文化。[2]也就是说,外国的日耳曼学研究者和学习者必然存在的文化局限性,不仅不再是学习的障碍,反而成为这一新型学科本身的出发点,拓宽了研究的思路。

继拜罗伊特大学之后,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弗莱堡大学、蒂宾根大学、美因茨大学和奥德河畔法兰克福欧洲大学都相继建立了跨文化日耳曼学专业。[1]由传统日耳曼学向跨文化日耳曼学转变,也是我们各高校德语语言文学专业未来改革的方向之一。[4]

如上所述,德国文学和德国概况是跨文化日耳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干课程。德国讨论这一研究方向正是基于这两部分内容而产生。

在跨文化日耳曼学的视角下,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既是阐释作品的必要准备,又包涵了民族的集体记忆,反映了一国的集体自我认知,故而文学作品作为跨文化认知的媒介,始终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另一方面,学习者和研究者对德国文学作品的解读,实际是从各自本我文化的视角解读他我文化,这种跨文化的阐释大大弥补了传统日耳曼学在其本我文化范畴之内解读文学作品的单一性。[5]

德国概况包含了德国地理、气候、风光、历史、政治体制、外交政策、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信息。在德语语言文学作为外国语言文学的学科历史中,德国概况由来已久。早在威廉二世时期,德国概况就开始行使全方位介绍德国的使命,甚至在第三帝国时期,这一使命仍未停滞。[6]在跨文化日耳曼学中,德国概况方面的课程和研究方向包括德国社会政治体制、德国人的自我形象、外国人视角下的德国形象研究、德语国家社会研究等。[1]对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这门学科提供全面、真实且直接的信息,使得德国作为“他国”被全面了解。

在文学研究和德国概况两个领域,人们按照不同主题,从不同角度对关于德国的信息进行观察和收集,例如饮食、职业、青少年、风光、种族等,这些主题被称为文化专题。文化专题研究是跨文化日耳曼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探讨普适性问题的,或紧密联系各国文化的文化专题,其研究意义尤为重大。学习者和研究者在某一文化专题下基于文学作品或其他文化信息展开研究与讨论,也就是德国文化被纳入讨论的范围,即德国讨论。

在德国,对历史的回忆和如何面对历史一直以来都是颇具争议的话题,诸多社会学家、政治家和作家都有相关的文字,为跨文化日耳曼学进行德国讨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通过对这些文字进行德国讨论,不仅可以捕捉到社会各方面人群对历史的记忆片段和态度,还可以深化对整个德意志民族的集体认同的理解。

《德国论争1945~2005》出版于2005年,丛书收集了1945年到2005年间探讨德国社会、历史、文化等问题的重要文章,集合了诸多优秀作家、政治家、学者和社会评论家对德国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发展的深度观察和独特见解。本文选取其中四篇,在“德国人如何面对二战历史”和“统一后德国的社会问题”两个文化专题之下进行德国讨论。

阿多诺是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及作曲家。法西斯统治时期,阿多诺被迫流亡美国。战后回到德国的阿多诺,作为为数不多的精英学者之一,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他通过演讲、广播演讲、发表文章等途径,以浅白的分析和评论,影响了德国的文化界和知识圈,也为增强德国民众的民主意识献出了力量。

1959年,阿多诺在德国黑森广播电台发表演说,题为《什么是“清理历史”》。在演说中,他强调了民主的概念,呼吁加强对教育者的教育。其演说中探讨的历史时期,正值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盛行。其推行者阿道夫·希特勒在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上扮演了核心角色,他将民族社会主义从政治思想演化到政治运动,让全世界目睹了法西斯的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和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到阿多诺演讲的1959年,战争已经过去了14年。许多人开始质疑,是否有必要继续“清理历史”。有人认为,对历史的清理已经完成,对不堪往事的记忆应当删除,也有一些人急于摆脱历史的沉重包袱。

阿多诺讲到,放眼未来是对的,因为常伴罪恶感的人生难以想象。但是过去的经历依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史的痛楚仍清晰可辨,此时要停止“清理历史”显然是错误的。[7]他说:“法西斯主义仍苟延残喘,屡屡强调的‘清理历史’不仅没有真正实现,反而沦为讽刺画的主题,或者干脆被抛诸脑后,这种现状的根源在于,滋生法西斯主义的客观社会条件仍然存在。”[7]所以,他认为单单批判法西斯主义是治标不治本的,现有的民主社会中,法西斯主义的微小火苗很有可能因社会局势的变化而伺机反扑。在他看来,失去对历史的记忆,人类就如同丧尸,他将这种遗忘称为“历史的陌生化”:“人们把记忆当成负担而远远甩开,气喘吁吁地追赶现实的脚步,现实的法则却在背后掌控着一切”。[7]在这次演讲中,阿多诺还提出对教育者,主要是父母和教师的教育。当孩子提出关于希特勒、关于历史或现状的问题,父母有责任为孩子解释清楚。父母不能只讲述好的方面,更不能故意美化历史的面貌。基于父母在儿童成长中的关键作用,每一对父母都有义务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历史观。

在演讲的最后,阿多诺说:“只有彻底瓦解历史发生的根源,才能实现‘清理历史’。就是因为这些根源一直存在,才使得法西斯主义时至今日仍难以根除。”[7]以此,阿多诺回答了演讲开头他提出的问题,即为何历史仍尚未被清理。直面历史的前提是人们敢于回忆历史。只有做到这一点,情况才有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

1985年5月8日,在二战结束的第四十个年头,第六任联邦总统里夏德·魏茨泽克在波恩的联邦议院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称,5月8日对德国人来说不是解放日,而是一个要永远铭记在心的日子。[8]历史不能被改变,德国人应该接纳历史并深刻反思,从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8]

魏茨泽克强烈批评了民族社会主义,呼吁全体人民热爱和平、维护和平。他将四十年前的局面称为“黑暗的深渊”,[8]1945年5月8日是民族社会主义统治的瓦解之日,与这一天密切关联的是1933年1月30日,即希特勒被任命为联邦总理之日,[8]也就是说,二战的起点是希特勒的上台,而每个德国人都应为希特勒的上台负责。他在讲话中说:“如同所有其他导致战争的暴力统治一样,希特勒政权的开始就埋下了灾难的种子。”[8]“每一个德国人都能感到,自己的感受和身边其他人一样,从事不关己的冷漠,到隐忍的敌视,最后成为爆发的仇恨。”[8]他还提出,人们根本无法战胜历史:“谁想在历史面前闭上眼睛,不去回忆那不人道的一切,就等于无视事实,并对未来可能潜伏着的瘟疫缺乏抵抗力”。[8]

战后四十年,魏茨泽克非常直白的表明,每个德国人都必须为历史负责。因这次讲话,魏茨泽克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极高认可。尽管讲线年,却在今天仍具现实意义,因为当今世界仍存极右势力,只有保存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清晰记忆,才能存有警惕,批判地观察社会。

1991年,在重新统一后的德国,极右势力和外国敌对势力纷纷抬头。萨克森州的小城霍耶斯韦达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极右分子占领一家越南工人俱乐部并长时间与警方对峙。之后不久,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城市莫尔恩发生纵火案,三名土耳其女性丧生。1993年,北威州的索林根再度发生冲突事件,极右分子在一处土耳其人的寓所内放火,导致五人死亡。

在这一连串事件之后,作家彼得·施耐德发表文章《莫尔恩之后谈教育》。他在文中批评了媒体对暴力事件的大肆报道,强调了对教育者的教育的重要性。文章的题目则是致敬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谈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

发生在莫尔恩和索林根的两起谋杀案,因涉及极右势力,在整个德国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施耐德对此指出,个别媒体无意间成为了外国敌对势力和种族主义宣传扩散的工具。尽管媒体没有刻意引导人们效仿其内容,但对暴力的描述会在现实中强化人们对暴力的关注,进而在人群中煽动起种族主义的火苗。因为媒体对暴力的报道不仅仅单纯作为信息本身被公众理解和接受。现场的残暴景象会刺激某些年轻人内心压抑的暴力本能。报道中的画面越是残暴骇人,就会有越多人效仿和追随。[9]电视报道和图片新闻比纯文字有更大的心理影响力,会渗透进人们日常的思维和行为中。媒体人应当树立一套准则,明确规范应在何种程度上对暴力行为进行报道。

施耐德在文章中的另一观点是强调青少年教育的重要性。如何教育激进的、有暴力倾向的青少年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施耐德认为,控制暴力本能的前提是接纳这种本能的存在。然而事实上,教育者很少能实施这样的引导。在与孩子的接触中,人们总是直接去抑制这种本能,原因是教育者本人都未能承认暴力本能的普遍存在。和平安定成了只在书本和课堂中反复强调的主题,学生在校外的真实社会体验却大相径庭。[9]“驱赶野蛮和蒙昧需要整个文明社会的努力。”[9]故而,施耐德呼吁学校和家长应当在对抗外国敌对势力和极右势力的战斗中起到积极作用,以使德国社会能够向前发展。

德国著名教育改革家亨蒂希于1993年发表著作《学校新论》,表达了自己的教育主张。这部著作与前面施耐德的文章一样,是对重新统一后的德国进行的观察和思考。亨蒂希把重点放在教育改革上,认为学校改革迫在眉睫,教师培训方面也亟须全新的方案。他还呼吁政府出台更多鼓励教育实验的政策,并认可公办学校之外的各种办学形式。

重新统一后的最初几年,德国的青少年犯罪率明显上升,莫尔恩和索林根的两起案件中,作案人就是以青少年为主。在亨蒂希看来,教育改革之所以如此迫切,一方面是学校本身的种种乱象,使得学校“是生活空间,却少了对生活的关注;是体验的场所,却少了体验的机会”。[10]另一方面,电视、电脑等使得媒体的影响不断增加,学生将大量的空闲时间消磨在电视和电脑前,这就大大削弱了学校对学生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亨蒂希在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作为教师,不仅仅应在专业领域具备足够的知识,还应善于与青年人相处和合作,并具有海外经历。作为学生,在学习知识和技能之外,还应学会如何在集体中生活。[10]学校作为青年人仅次于家庭的生活场所,是连接家庭与社会的桥梁。改革后的学校应当致力于增强学生对社会的了解和体验,进而达到教育目标。学生能够在集体中了解社会的基本特征,感悟人生的重要意义。学校应当是学生获得启迪的场所。如果学生能回答“我的角色是什么?”、“我的任务是什么?”和“我拥有哪些机会?”这样的问题,意味着学校帮助他们做好了迎接未来的必要准备。[10]

尽管这四篇文章观点不尽相同,但针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问题都紧密相连。二战后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并没有跟随战火的硝烟一同消散,而是藏匿于社会的边缘,或残存在部分群体的意识之中。两德统一以后,极右势力更是蠢蠢欲动,对于如何对待第三帝国的讨论也变得更为复杂,时至今日仍难达成共识。如何根除极右势力一直是公众关注的话题之一,德国的政治家、社会学家、作家等群体始终对民族社会主义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

在前两篇文章中,阿多诺强调了民主的概念和青少年教育者应注意的问题,魏茨泽克认为全民都应当为历史承担责任。阿多诺和魏茨泽克的着眼点都集中在德国人的历史态度上,他们一致认为,德国人不能因历史的伤痛而选择忘却历史,不能因历史的远去而模糊了历史发生的根源。他们呼吁全体德国人正确面对历史问题,反对暴力,维护和平。这无疑是德国人对二战问题的主流观点,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历史态度。

后两篇文章都是对统一以后德国面临的新的社会形势进行的思考。极右势力的抬头在社会上引发讨论,施耐德和亨蒂希都给出了各自的见解。施耐德批评了媒体在消除暴力、打击极右势力方面的负面作用,提出新形势下对教育者的要求。亨蒂希则系统地论述了他的教育改革思想,阐述了如何从教育入手将和平民主观念深植到下一代的观念中,从而确保德国社会向民主文明不断进步。二者都敏锐地感知到了潜在的社会危机,挖掘出危机的根源,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可以看出,四位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都落到了青少年的教育问题上,主张通过教育的进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的民主文明进程。他们的文字,促使人们保有对历史的清晰记忆,引发人们对历史和社会问题深入思考,他们对历史问题作出的分析,时至今日仍是德国诸多现实问题的解药。

针对德国历史的辩论不仅是知识阶层对德国历史、社会现状和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深入思考的结果,更反映出整个社会中思想的碰撞和激荡。本文选取的《德国论争1945~2005年》中的四篇文章正是这种讨论的典型,他们代表这一阶段大量文字讨论的主流观点。对这四篇文章的解读,给研究者提供了分析历史的思路和探寻德国人的集体认知的路径,进而可以纠正和深化对德国文化的理解。其作为德国讨论的范例,体现出德国讨论在跨文化日耳曼学中的重要意义。

[1]王志强.跨文化性与跨文化日耳曼学[J].德国研究,2013(3):81-90.

[3]王志强.本我和他我——跨文化日耳曼学视角下文化异同认知互动性[J].德国研究,2006(2):64-80.

[4]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组.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德语本科教学大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

作者简介:张斐(1986-),女(汉),山西偏关人,硕士,主要从事德国文学和文化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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